工具箱：
香港：
纽约：
伦敦：
东京：
悉尼：
香港：
新加坡：
新冠疫情在全球的持续性蔓延，使得此前就因民族主义而有减速之势的全球化面临着更大危机。疫情加速了经济逆全球化、国家间战略脱钩和外交疏远的趋势。然而，中国有影响力的外交活动、白俄罗斯的社会不稳定以及东地中海地区的领土争端问题，这些国际事件仍使欧盟深受全球化的影响。在当前局势下，欧盟非但没有与全球化脱钩的打算，反而试图在全球市场上筹集资金以扶持国内企业。有实例表明，疫情使得核心利益相关方，也就是大国、大企业和一些政治领袖，在国际社会上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因此，这场危机可能会使得美国、欧盟和中国之间的联系变得更为紧密。
早在今年三月，当新冠肺炎被世界卫生组织宣告为全球大流行病时，全球化进程就又一次被敲响了警钟，众多国际机构在疫情期间受到重创：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久前干涉世界贸易组织使其陷入瘫痪，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Roberto Azevedo)在有关贸易额倒退30%的预测下宣布提前离职。而当世界卫生组织批评特朗普不应削减奥巴马医改和国际卫生预算时，特朗普又大发雷霆，向世卫组织表明了美国退出的意图。由于一些发达经济体利用知识产权保护来阻止较为贫穷的经济体提前获得疫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权力也遭到了破坏。在类似事件的推波助澜下，疫情加速了“再国家化”的趋势。
（资料图片：这是2018年4月12日拍摄的在瑞士日内瓦世界贸易组织总部外墙上的标志。来源：新华社记者徐金泉摄）
与此同时，特朗普还在有意识地推动美国与中国在诸多领域的脱钩，这将迫使中国在战略产业只能自力更生。同时，特朗普也重新燃起对欧洲的不满情绪，在科技税和撤军之外也出现了美欧贸易战的苗头。种种迹象似乎都表明，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关系面临着经济逆全球化、战略脱钩和外交疏远的巨大挑战。
一种全球化的新形式
然而，也有学者认为新冠疫情危机实际上可能会促进全球化，至少会将其推向更深的新层次。在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员帕克斯（Roderick Parkes）博士看来，美国、欧盟和中国本是“连体三胞胎”，它们此前可能都想要脱离另外两者并获得自由身，然而在经历了一场变故后它们都明白了分离的艰难程度，切断它们相互交织的供应链就等同于要进行一场极具破坏性的“手术”。虽然如今的全球三大市场可能都不满足于全球化进展的现状，但它们之间的联结仍然是维持这一情势的重要支柱。中美欧的影响力都在国际社会上独树一帜，同时也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断斗争。
（资料图片：这是2020年1月22日拍摄的位于瑞士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外景。来源：新华社记者刘曲摄）
同时，大国之间的脱钩还会造成对其他国家的伤害，例如2018年美国制裁俄罗斯铝业巨头俄铝公司（Rusal）时，欧洲各地的铝厂也因铝价上涨面临着重大挑战。欧盟驻美大使奥沙利文（David O'Sullivan）和其他几位高级外交官认为，美国解除对俄铝的制裁不仅可以保障欧盟工厂的正常运营和7.5万工人的生计，还可以“保护现有供应链”。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大国在处理国际问题上都表现出规避风险的态度，哪怕是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新冠肺炎的大流行以及各国对疫苗和医疗资源的争抢，也凸显了各国相互依赖的紧密关系——中国需要先进的医疗技术和设备，美国和欧盟则渴求大规模口罩生产。但与此同时，这种相互依赖又会使各国在没有国界的病毒侵袭下显得更加脆弱：生产地的地理位置越分散，病毒的传播往往就越快。
实际上，中美欧三方正在推动世界进入一种全球化新形式。如果交织的供应链使得生产商无法轻易被遣返或迁回,那么保持开放的唯一方法就是影响他国的制造标准。疫情导致的供应链断裂和各国的出口限制提高了欧盟的危机感，欧盟企业和工厂都在重新计划布局供应链，例如瑞典货车巴士生产公司斯堪尼亚（Scania）就通过确保其零部件供应多样化而经受住了封锁所带来的冲击。同时，欧盟以法德为首的国家为了防止更多境外病例流入本国，曾积极呼吁并影响周边国家采取一定措施控制病例增长。甚至有欧洲学者认为，有关国家在疫情发生初期就应当介入并抑制外国的病毒滋生和传播。可见，欧盟正在努力影响其他国家的工作和消费方式，加入了一场激烈的影响力争夺战。
此次疫情对全球化的影响仍然是复杂和不确定的，两方面的趋势都已充分展现出来。特朗普总统任期开始之前，世界已经达到了高度全球化的时期，但这同时释放了相反的信号：经济全球化刺激了社会层面的逆全球化，战略重组引发了战术脱钩。由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全球化带来的诸如全球变暖、环境污染以及经济发展不平等问题的后果使得美国和欧盟各成员国中的主流保守派和社会民主党逐渐失去影响力，也促成了2016年的美国大选和2019年的英国大选结果。在疫情期间，我们可以看到“新冠民族主义”（coronationalism）在一些国家出现，主要包括极端排外的民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极右翼民粹主义及种族主义。外交关系的加强缩短了国际社会的“社交距离”，却也增大了领导人与民众的“政治距离”。由于集会、出行和接触限制，领导人与本国社会变得疏远起来，无法第一时间察觉社会中不断发酵的舆论和新型观点及群体，而这往往会导致最后一刻的政治误判。在德国，右翼民粹主义的选择党将新冠病毒传播与移民的威胁相联系，进而要求针对移民制定镇压措施。德国社会是否会被民粹主义分子领导，还要看当前大联合政府是否能合理应对社会上的此类煽动性言论和破坏性活动。
在国际社会中，目前大国多在积极巩固自己的国际地位和优势，像俄罗斯和土耳其这样的国家正在寻求开辟自主的能源供应和路线。与此同时，各国领导人也从未像疫情隔离期间一样沟通得如此频繁。病毒的流行使得领导人减少了国际间的出访，转而使用视频会议的方式进行交流。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与德国总理默克尔进行视频通话，默克尔又与土耳其领导人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视频，后者近期仍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通话商讨。
总而言之，各国社会对全球化趋势都变得越来越敏感。欧盟、美国和中国都希望影响对方的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例如改变个人数据在欧洲的存储方式。而疫情为贸易和商业带来的巨大风险也展露无疑。如今，一些人将对传染病的恐惧转移到了市场力量上，对影响力运作、隐性投资和免费产品都产生了怀疑。而欧洲出于历史原因，更加容易受到这种恐慌的影响。
相比于疫情催生下的“全球化退潮”，欧盟的国家领导人们似乎更加意识到了“脱钩”会带来的巨大损害和风险。他们希望通过进一步改变他国的行为方式以减少本国所受到的影响。在国家外交上，虽然各国领导人之间并没有因为疫情的隔离而减少交流的机会，但这种全球化的趋势催生了社会层面的逆全球化，缺少了对社会矛盾的有效关心只会让国内外局势变得更加动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