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有中年危機，但沒想到這麽不堪

“金三銀四”是職場人的黃金跳槽時間，但趙華正在被職場排擠，面臨失業。

35歲的趙華，在半年前加入了國内某互聯網大廠，是一名P7職級的運營經理，年收入近40萬。在此之前，趙華曾是某企業的業務線副總裁，爲了能有更好的發展，入職了該大廠。最樂觀的時候，趙華還有着該大廠幾十萬的期權。

如今，這一切都将離他而去。

因爲項目被解散，趙華正面臨着内部轉崗。從接到轉崗通知到現在，2周的時間，趙華面了6個崗位，其中四個都失敗了。

失敗的原因與能力無關，而是年齡太大。

愛人劉蓓的麻煩還要更大。

還有兩個月，劉蓓将滿32歲。曾經的她以爲“三十而立”，然而現實卻是，她已經失業近半年。

4年前，劉蓓就已經是某企業的市場總監了，當時，夫妻二人的年薪加在一起超過60萬元。

他們曾經對生活有着很好的規劃，但因爲孩子生病，劉蓓不得不辭職在家當了一年半的全職媽媽。

孩子康複後，劉蓓想要重返職場，但因爲工作經曆出現斷檔，隻能通過降薪、轉行才找到一份工作。爲了證明自己，劉蓓加班、熬夜，工作十分努力，但最後還是被辭退了。

如果接下來的兩個面試趙華依舊失敗，那他們将失去經濟來源，夫妻二人就不得不帶着孩子離開北京。

“每個人都不理解爲什麽我們曾經家庭年收入60萬，如今卻無法在北京繼續生活。”劉蓓說道，房租、養車、供孩子上學、給孩子看病、雙方父母養老，一年下來的開支至少40萬。這期間，還不能有老人生病。

“我在北京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基本是沒可能了。所以，我倆已經商量好了，如趙華也失業了，我們就離開北京去成都生活。”近段時間，劉蓓憔悴了很多，“我從沒有想過年齡會是我的瓶頸，至少沒想過這個節點是在32歲這麽早。”

她幽幽的說，“我知道會有中年危機，但沒想到會落到自己身上，更沒想到會這麽不堪。”

“35歲，我被大廠否定了”

趙華今年剛好是“35歲職場危機的本年”。

2020年中加入了國内某互聯網大廠，負責一款校園APP的運營，職級爲P7，年薪40多萬。

在這之前的幾年裏，趙華的職級都是公司副總裁。之所以進入大廠，是爲了更好的福利與發展。

在進入該大廠的第一天，趙華就過上了人們口中大廠該有的生活，每次下班到家都是晚上十一點左右，有的時候甚至1點才能到家。“白天見到大boss的時候比較少，通常四五點他才會來，然後就是無休止的開會，會議一般會持續到晚上很晚，十點十一點是常态，固定會議一周就是3次，所以基本每天臨下班都要開會。”

趙華透露，自己參與的這個項目已經運營了幾年，但是市場拓展的不是很順利。之前由于拓展出現了違規，在應用商店出現了大量的差評，使得用戶口碑極差。

于是，趙華與團隊的小夥伴，通過線下反哺線上的辦法，開展了一系列的活動，将原本的口碑開始進行扭轉，并帶來了過萬的日活。他本以爲這樣的努力，可以有一份長久的工作，甚至覺得通過努力，這個APP一定會成爲有價值的APP。

但好景不長，2020年12月，即将轉正的趙華提交了申請。在提交申請之前，劉蓓曾建議趙華，去問問其他同事，轉正需不需要向領導示好、送禮什麽的。同事私下告訴趙華，是需要表示表示的。

可趙華覺得，自己在公司裏沒有過任何違規，還曾經把即将被放棄的項目做到了日活過萬，也算有過不錯的業績了。可業績并沒有成爲趙華能否轉正的必要條件。

到了2021年1月，轉正申請沒有批下來，趙華卻接到了項目解散的通知。

“公司讓我們内部轉崗”。

然而，像趙華這樣P7職級的崗位，在任何一個公司任何一個部門都不會太多，基本就是一個蘿蔔一個坑。如果再加上工作内容是否匹配等，趙華能申請的就更少了。

雖然可供選擇的職位不多，趙華也覺得自己能力沒問題，面上一個應該問題不大。于是，趙華在僅有的崗位中盡可能多的申請了6個崗位。然而在面過之後，有四個都被當場拒絕，拒絕的理由則是趙華在準備面試之前完全沒有考慮在内的“年齡太大了”。

在面試的時候，一個HR直言，“90年的在他們項目中都算年齡大的了，整層樓下來基本上都是90後。”

“其實所謂的内部轉崗和社會招聘相比較沒有什麽區别，業績和年齡比，年齡似乎成爲了先決的硬性條件。”趙華很無奈的說。

“我不僅是leader，還是位媽媽”

趙華現在才面臨失業危機，但在半年前，愛人劉蓓就失業了。

爲了找工作，她開通了招聘平台的金卡，投遞了超過1500個獵頭職位，但全部石沉大海。這半年來，趙華是家裏的經濟支柱。

但這不是劉蓓第一次被迫當全職媽媽。

2016年3月，27歲的劉蓓從北京某物業公司離職，轉行到一家影視公司做運營。彼時，劉蓓已經做到了該物業公司的運營副總監，但對影視行業的熱愛還是讓她選擇了跨出這一步。

四個月之後，劉蓓成功幫該影視公司搭建了自己的主角IP，并實現了收視和口碑的雙豐收。劉蓓也因此得到了晉升，做到了運營總監的職位。

2017年是劉蓓和趙華夫妻二人事業最巅峰，他們也在這個時候商量着在北京買一套屬于自己的房子。可就是在這個時候，他們遇上了第一次“危機”，劉蓓也因此第一次成爲了全職媽媽。

2017年3月，劉蓓正忙着維系開拓公司相關公共關系，包括但不限于媒體、業内以及政府等職能部門，以提升公司的商業價值。

“如果當時順利完成那一階段的維護，我應該能得到在該公司的二次晉升，薪資也會有很明顯的提升。”

但生活給了她一次“毒打”。

同年8月，劉蓓五歲的孩子被診斷出免疫系統出現問題，需要長期住院。他們夫妻二人必須有一人選擇離職在家照顧孩子。

一方面孩子更想讓媽媽陪伴，另一方面則是當時趙華的薪資更好一些。爲母則剛，劉蓓放棄了事業。

一年半之後，孩子雖然還需要吃藥、複查，但已無需長期入院。此時的劉蓓，也開始計劃重返社會。

這個時候，劉蓓第一次看到了現實的殘酷。

從計劃重返職場到收到一家公司的offer，劉蓓用了半年的時間。“多數企業看見簡曆時，不管履曆多麽好看，隻要有過斷檔，就根本不會接受”，劉蓓頗爲無奈。

此刻的劉蓓方才意識到，平行工資是不可能找到适合的工作了。

最終，她不得不降薪40%才得以重返職場。

但令劉蓓沒想到的是，兢兢業業的她，竟被這家公司“送”進了心理診所。

“我需要工作，也必須堅持”

劉蓓進入這家公司之前，從HR到CEO，一共面了三次，對方都明确告知她公司的業務和影視相關，也有在制作中的IP，但真正入職之後才知道，二者之間并無本質關系。該公司也隻是一家服務企業的SaaS公司，所謂的電影不過是爲企業提供電影服務。

盡管還是做着運營相關的事情、盡管早已和影視毫無關系、盡管這些事情在面試時，自己都沒有被對方所告知。但爲了能先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劉蓓都咬牙接受了。

降薪、跨行，一切從頭開始，“肯定會很難”，劉蓓也早就做好了心理準備。

在劉蓓過往的從業經曆裏，不管在職還是離職，她都能把與同事之間的關系處理得很好。一方面是因爲她工作能力突出，被人信服；另一方面則與她開朗的性格與較高的情商分不開。

唯獨這次，公司内部的政治鬥争、勾心鬥角以及階級鄙視鏈，把劉蓓打得“一敗塗地”。

在這家近300人的企業服務公司裏，有着20多個同職位的高管，劉蓓是爲數不多的女性。

在剛來該公司的前兩個月裏，爲了盡最大的可能縮短溝通成本熟悉公司的業務，劉蓓每天都在協調着各個部門高管的時間，就是爲了可以能夠在一周裏和幾位高管坐在一起了解業務。

但劉蓓的這種做法，不僅沒有得到CEO的認同，反而爲自己招來了非議。一次偶然的情況下，劉蓓在吃完午飯休息的時候，聽到同事在讨論她，“說她是個隻會開會的花瓶。”

聽到這些話的第一時間，劉蓓确實很生氣，但更多的是不解。她不明白，明明自己在認認真真做事，爲何還會得到同事這樣的評價。劉蓓甚至一度産生了自我懷疑，難道是自己的業績還不夠好？

就這樣，在入職公司三個月的時間後，劉蓓帶着四個下屬，優化了一條公司即将淘汰的業務線，将業績提升了3倍，流水近一個億。

可這些成績依舊并沒有幫助她“扭轉局勢”，反而讓人際關系持續惡化，帶來了更多的問題。

在新産品搭建的過程中，劉蓓的一位下屬每天晚上給她打電話，詢問工作進展、關心她身體狀況并虛心學習工作技能。

可讓劉蓓大跌眼鏡的是，在她毫無保留地把技能、PPT要點都告知給同事時，對方竟然把功勞全部攬到了自己身上。并把她整理的工作要點，稍加編輯後直接遞交到了公司CEO手裏。

結果可想而知，這位同事因此得到了晉升。

人心、人性是最不可深究的，是劉蓓對這家公司同事的評價之一。

但從入職到第一次崩潰，劉蓓在這家公司的遭遇，卻比上面的情況還有糟糕。

“我記得是在一個星期一的晚上，CEO告訴我第二天有個活動，需要公司最新的數據和對外的介紹，讓我務必今晚改完。可當時已經臨近下班了，沒辦法，工作又不能不做，我就隻能把工作帶回家，把孩子哄睡之後繼續做。”

可令劉蓓完全沒有想到的是，當她在晚上十點鍾，把PPT發送到工作群中的3秒内，便接到了一位在工作中毫無交集的男同事的電話，“對方二話沒說就是一頓罵。罵我做作，就會做表面功夫，罵我當XX還立牌坊……”說起這段往事，劉蓓更多的是無奈。

那天晚上，是劉蓓近10年職業生涯中，第一次嚎啕大哭。

但在這家公司就職的一年半時間裏，類似這樣的事情不在少數。

“我真的看見了社會的歧視……”這是劉蓓對在這家公司從業經曆的評價。

她不明白是公司的問題，還是自己的問題。于是，她悄悄地走進了一家心理診所。

“當時醫生告訴我，很幸運，我沒有因爲外界的幹擾而成爲一個‘壞人’。”心理醫生的一番話讓她堅信，自己是沒問題的。

趙華當然勸過劉蓓放棄這份工作，他覺得自己的工作、收入都相對穩定，沒必要讓劉蓓工作的這麽辛苦。

但劉蓓卻不這麽認爲。“我需要工作，也必須堅持。”

生活的毒打還在繼續，雖然孩子不用住院了，但還需要定期地複查、吃藥。後來，父親又因爲心梗緊急送醫，醫生說，再晚五分鍾就可能沒命，同期外婆也去世了。“我不能被生活擊敗。”劉蓓喃喃自語。

但半年前，劉蓓還是被公司辭退了。

公司給出的理由是，因爲疫情業績下降，解散整個部門。而老闆和她說的理由則是，能力沒有問題，但是性格有缺陷，做事情對結果要求過高，有些事情做到差不多就行，沒必要盡善盡美。但是劉蓓心裏清楚，是因爲自己在團建中，不會喝酒，狼人殺水平弱，老闆生日的時候也沒有送奢侈品，導緻了大家覺得她不合群。

可即便如此，劉蓓都沒有對生活失去信心，她還是樂觀地認爲自己可以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我在這半年中，投遞了1500多個崗位，接到面試通知的僅僅10家，而明确表示可以接受我的，隻有一家成都的公司。”

直到此刻，劉蓓才恍然意識到，“自己被社會淘汰了”。

“我父母都是公務員，在我的記憶裏，他們都是在我這個年紀的時候，工作才剛剛有起色。我爸爸因爲文筆好，從記者退下來之後就去政府單位當了小科長，每天在出差，工作可謂蒸蒸日上。我媽爲了更好的事業，在我們當地的事業單位做合同工，熬到33歲之後終于成爲了正式工。而我卻被社會淘汰了！”說起這些，劉蓓言語間透出的是不解和無奈。

“我一度認爲，怎麽也要到40歲或者45歲，才會這樣……”

離開北京，是我們最好的選擇

趙華和劉蓓相識于2010年，兩年後，他們組建家庭并有了自己的孩子。

此前，趙華和劉蓓兩個人的年薪加起來，就超過了60萬元。但至今他們都沒能在北京買下自己的房子，以後可能更不會了。

“我不是沒想過在北京買房。”這是劉蓓的心聲。

“2017年孩子生病住院，幾乎花光了我和我老公之前的所有存款。剛剛回過神兒來，我爸心髒搭橋，押金又是十多萬。之後我外婆去世，喪葬費等等加一起，又是近10萬……”劉蓓的言語間透露着無助。

趙華和劉蓓曾經算過一筆賬。

北京的小學，1-3年級是3-4點放學，4-6年級是4-5點放學。但這個時候大家都在上班，如果沒有老人和孩子，隻能送小飯桌。可是小飯桌在我國沒有任何監管、沒有資質，但是你沒得選。可是小飯桌也隻能管你到七點半，這就意味着，雙職工父母，必須有一個不能加班。

費用方面，北京的私立幼兒園，5000元一個月的是最便宜的，稍微好一點的就要7000元。一年寒暑假2個月，但如果沒有人能幫忙照看孩子，就需要繼續送幼兒園。這一年的費用是6-8萬元。

孩子還要上課外班，舞蹈、繪畫、樂高，這些都是熱門，一年最少需要2-3萬。然後就是吃喝拉撒的生活開支，普通的孩子一個月平均下來也要3000元左右，這一年又是4萬。

所以孩子一年需要花費15萬左右。再加上房租、養車、家庭開支以及雙方父母……

“所以我們真的沒辦法買房，我和趙華都不是什麽富裕家庭出身，雙方父母都沒有很厚的積蓄，你讓我拿他們的養老錢出來買房，我真的做不到。萬一以後他們四個老人當中，任何一人生病住院，但卻沒錢醫治，我真的會良心不安。”

“人人都隻看到了我和趙華一年60萬元的高薪水，可我到現在，連一個奢侈品都沒有。”現在的劉蓓，已經坦然接受了這一切，并做出了新的選擇。

“所以我們打算走了，不在北京了，去成都。”

劉蓓的計劃中，按照她老公趙華的資曆，可以先在成都落戶，落戶加一年社保就能買房，一切安頓好，孩子正好可以過去上初中。

“上周我老公已經去辦了落戶的手續。我也基本敲定了成都的公司。如果順利的話，3月中旬我就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