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人民币出现一定程度的贬值,人们产生了一些疑问,担心个人生活会不会受到很大影响。客观来说,对国内日常生活影响不会太大,因为中国是个产业门类相对齐全的国家,绝大多数消费品国内都能生产,对外依存度并不高。但需要时刻警惕的是,人民币被恶意做空。
汇率稳定是相对的
过去3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大致维持在6.2~6.9的箱体区间。按照发达国家汇率变动的历史看,这样的区间波动属于“基本稳定”。比如1999年欧元诞生之后,欧元兑美元汇率经历了随后9年的从1.15到0.82、再从0.82到1.60的剧烈变动。从2008年6月到2014年4月大致盘桓于1.20~1.50区间,保持基本稳定。
2014年之后,美元货币政策转向,而欧洲坚持原有甚至小幅扩大QE力度,欧元兑美元开始进入1.03到1.16区间盘桓,2017年4月之后,随着欧元准备退出QE,欧元兑美元汇率进入1.15~1.25区间盘桓。
事实上,汇率稳定都是相对的,基本是长期的区间震荡,而且波动区间有宽有窄、有高有低。同时,汇率也不取决于单一国家的政策变动,汇率波动是两个国家综合经济政策和情况的反映。比如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欧洲极度量化宽松,美国有次贷危机、欧洲有主权债务危机。这种情况下,欧元、美元谁强谁弱,从汇率(货币比价关系)上极难看清楚。欧元兑美元汇率保持较为宽幅的区间震荡,而不是单方面的大起大落。同理,也不可以单方面苛求人民币兑美元波动幅度过窄,这不仅取决于中国的政策,更取决于美元的强度变化。
有些经济学家无视美元指数不断走高的事实,一味盯住人民币变化并发出这样那样的警示,这有悖汇率变动“相对而言”的基本常识。也就是说,人民币兑美元是否会破7,取决于中美两国的政策和经济状况。因此,需要提高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容忍度。容忍度越低,人民币汇率越接近兑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
在开放条件下,汇率变动容忍度越低,中国货币政策越被束缚手脚,这是“三元悖论”的基本原理(编者注:“三元悖论”也称“三难选择”,由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就开放经济下的政策选择问题所提出,其含义是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放弃另外一个目标)。
外汇市场变得更加理性
当然,中国企业和公众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已经习以为常了。尽管人民币一贬值,一些财经媒体上就会出现“危言耸听”的观点,但总体而言,市场已经变得更加理性。尤其是本轮贬值过程中,老百姓(603883,股吧)兑换美元的冲动远不及上次那样强烈。
为什么很多人对本币贬值有着较强烈的恐惧?这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有很大关系。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从泰铢贬值开始,而亚洲各国的压力大都来自本币贬值。那是一段可怕的日子,但那时的东南亚国家大都采用的是“固定汇率制度”,在长期贸易逆差的过程中,本币在该贬值的时候不贬值,从而积累了很大程度的高估,招致国际空头炒家恶意攻击。
也正是金融危机的教训,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了“浮动汇率制度”,即使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核心内涵也还是“浮动”。“浮动”意味着汇率更多地按照市场意愿随时调整,无需中央银行的经常性干预,这也节省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对货币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可能也是无奈而必然的选择,但这未必是最优选择,最优或更优的选择是创立新的货币汇率制度,这势必挑战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但难度很大,强势货币国家不会允许哪个国家游离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之外。
中国已经实施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而且对日间波动容忍度已经非常大。所以,人民币抗压能力已经大幅提高。没有理由反对人民币在有序、可控的情况下贬值,哪怕是“破7”。
与此同时,必须时刻警惕人民币被恶意做空,并出现攻击性贬值的情况,且有能力对其进行反制。措施不只是抛售外汇储备这样的下策,还包括提高远期结售汇保证金,让汇率投机客即期抛售,而远期买回的成本大幅提高,这是好方法,比加息提高人民币投机成本的办法好。
不必过于担心物价问题
有人担心人民币贬值会引发国内物价上涨。
诚然,有些国家货币贬值导致物价上涨,但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通常来说,货币贬值导致物价大幅上涨的国家,消费品的对外依存度比较高,货币贬值会导致进口商品价格更贵,从而导致物价整体上涨。
中国是个产业门类相对齐全的国家,绝大多数消费品国内都能生产,日用消费品对外依存度并不高。所以,人民币出现一定程度的贬值,不会对人们的日常生活造成太大影响。
当然,个别产品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比如大豆、石油等对外依存度较高的产品。但这类产品国际市场价格本身波动就很大,而人民币汇率变动幅度是有限的,只要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好的购买能力,那么人民币贬值就不会导致物价剧烈变化。
因此,只要没有发生恶意攻击性的大幅贬值,就不必过于担心中国的物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