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经济体政策调整对中国影响有限

当前中国面对的内外部环境与上轮相比有明显不同，发达经济体政策调整对我国影响有限。

一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体量扩大，韧性更强。近年来，中国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发展质量提升。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国率先实现复工复产、率先实现经济正增长，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就业形势总体稳定，进出口贸易增势良好。

二是中国坚持实施正常的货币政策。去年疫情暴发三个月后，疫情防控阻击战就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经济增速在第四季度已回归至潜在产出附近，货币政策的力度也在去年5月以后逐步回归常态。

三是中国汇率市场化改革取得进展，对外部冲击的吸收能力增强。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持续推进，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币汇率有升有贬，双向波动，汇率弹性不断增强，发挥了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的自动稳定器功能。

四是中国金融体系自主性和稳定性更强，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增强。随着中国推出多项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举措，不断完善金融市场多元化双向开放渠道，债券通“南向通”和“跨境理财通”相继推出，促进了跨境资金有序流动，境内外资本市场资金双向流动特征明显。近年来，央行类机构等境外投资者主动配置中国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增多，中国外债结构更趋优化。

中国货币政策搞好跨周期设计，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带来的外部冲击。

一是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2021年6月，提高外汇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加强金融机构外汇流动性管理。同时加强预期管理，及时主动发声，回应市场关切，维护外汇市场平稳运行。

二是进一步完善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提高管理的有效性和覆盖面。2020年12月和2021年1月，分别将金融机构和企业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从1.25下调至1。通过加强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减轻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带来的企业集中偿还外债压力。

三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7月降准释放长期资金约1万亿元，优化金融机构的资金结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四是推动境内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IBOR）转换工作有序进行。引导金融机构提前做好转换工作，避免LIBOR退出导致金融市场参考基准变化与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形成共振带来的风险。这些措施有助于隔离和缓冲风险，增强中国金融体系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

下一步，要继续综合施策，积极稳妥应对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一是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字当头，以我为主，增强自主性，根据国内经济形势和物价走势把握好政策力度和节奏。二是深化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加强预期管理，完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引导市场主体坚持“风险中性”理念，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三是不断深化金融双向开放，增强境内人民币资产吸引力。

值得关注的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仍是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不确定因素。新冠病毒尚在变异发展，疫情反弹的可能性持续存在。受此影响，全球经济活动短期内难以回归常态，复苏动能趋缓，不同行业、企业和收入群体的分化加剧，未来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0月发布《世界经济展望》，预计2021年全球和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分别为5.9%和5.2%，较7月预测值下调0.1个和0.4个百分点。

供应链阻滞、能源短缺等冲击不容忽视。疫情引发全球多地出现劳动力供应紧张，部分岗位“招工难”现象加剧，多个主要港口货物积压，供应链摩擦明显加大。同时，各国绿色转型进程加快，传统能源生产企业普遍资本开支不足、库存趋紧，叠加局部地区气候多变、地缘政治紧张等扰动，能源品价格高位上涨，这可能会延长海外通胀的持续时间。此外，供给受限、能源短缺、原材料价格上涨还会广泛影响居民消费和企业的生产投资行为，可能进一步抑制全球经济复苏。

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宏观政策力度边际减弱，需关注其可能伴生的经济金融风险。美联储已宣布从11月起开始缩减购债规模，逐步退出量化宽松。随着前期财政刺激计划到期，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财政政策力度已趋于下降。与此同时，主要经济体股市和房地产价格仍处于历史高位，8月美国标准普尔-凯斯-席勒20个大中城市房价同比上涨20%。未来若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进一步调整超出预期，可能引发资产价格波动，并可能通过利率、汇率、跨境资本流动等渠道对新兴经济体产生溢出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