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技创新、国际合作等多重效应的共同作用下,新冠疫苗的研发速度刷新了历史纪录。然而随之而来的疫苗可及性和可负担性等问题仍待解决。在疫苗供应过程中需要建立合理完整的采购、支付、分配机制,并提供相应的法律保障。解决这一系列难题离不开国际合作。
在4月20日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会“新冠疫苗的供应与可及性”分论坛上,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工作组组长,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忠伟、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卓越访问教授、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理事长王宇、博鳌亚洲论坛咨委、阿斯利康公司董事长雷夫·约翰森、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尹卫东、康希诺生物创始人兼董事长宇学峰、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中国代表处健康创新协作组疫苗高级项目官员杜珩围绕着全球疫苗公用性、可及性、公平性等问题展开讨论。
郑忠伟说,我们实际在推进研发过程当中,就已经考虑到了国际合作,包括我们的境外三期临床,其中有一个DNA疫苗是我们和美国的一个研究机构合作。整个产能建设过程中,我们既考虑国内的需要,也考虑国际需要。第73届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将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他在今天上午也专门提到,要让全球的老百姓用得上,还要用得起。目前中国产能接近全年50亿剂,今年预计能够超过30亿剂产量。这得益于很早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到全球抗疫的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
为什么会考虑在中国实行全民免费接种,第一个考虑是人民至上,健康至上,生命至上。既然是全球公共产品,在中国肯定必须是公共产品。第二,新冠疫情给全球带来的不仅是健康的影响,也对我们的社会、对我们的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疫情发生以来,我们在没有疫苗、没有有效治疗药物的前提下,只能采取隔离等手段,这给社会和经济带来很大影响。根据兰德公司报告,如果全球都没有疫苗,继续采用这样的一种防控手段,每年全球经济损失将高达3.45万亿美金,中国经济体很大,相较之下,全民免费接种这样一个付出是非常值得的。
如何看待目前全球疫苗公平可及的问题,王宇说,世界卫生组织很早就提出来,人的健康是由多种因素影响,主要影响来自人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环境。这些因素决定了我们在处理公共卫生事件时所采取的态度和有可能取得的成果。
公共卫生领域常用的两个词,一是卫生平等,一是卫生公平。这两个词主体不一样。卫生平等是说这个人一生下来成为有生命的个体,他就具备了和别人一样的生存和健康权,这是一个平等的权益。如果说我们现在需要疫苗保证我们的健康和生命,每个人都应该有均等机会得到这个疫苗。这是我们所说的一个人的权益,这才是人的生存和健康权,是人最大的人权。
博鳌亚洲论坛咨委、阿斯利康公司董事长雷夫·约翰森认为,分发和提供这些疫苗需要更多的国际合作。需求巨大,产能有限。如果只是部分人接种,其他人没有接种,世界并不安全。讲到机制,政府非常重要。我们需要政府之间的合作,才能以公平公正的方式散发和提供疫苗。现在有一种所谓的疫苗民族主义,我完全不赞成。有一些国家有这样的迹象,这是少数现象。只有少数人获得疫苗,这与全人类整体利益是违背的。
尹卫东表示,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将与更多国家成为卫生健康合作伙伴。中国企业已经与印度尼西亚、巴西等六个国家合作生产疫苗。这六个国家里,有四个国家是科兴的合作伙伴。我们不仅在合作研究上共同进行三期临床,几个国家的科学家一起完成对疫苗的评估,同时我们也转移技术、合作生产。这样一来,极大提高了疫苗的可及性,可以迅速把疫苗从中国运到南美,迅速分发。
疫苗需要注册,需要各国政府批准。对于没有疫苗研发能力的国家,科兴正开足马力生产,向其尽可能提供疫苗。我们已向国内提供了近亿支疫苗接种。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研究与生产。我们计划尽快再选择十个国家进行技术转移,进行疫苗的合作研究,这样,使科兴的疫苗能够更多地为世界提供服务。
杜珩说,虽有多款疫苗已经上市,但并不是全球所有地区都能得到,尤其是中低收入国家。疫苗分配的不公平,一直是一个残酷的现实。我们也一直致力于建立全球免疫联盟等机制的建立。全球免疫联盟2000年建立以来,已经为全球超过7.6亿儿童提供疫苗接种,挽救的生命超过一千三百万。
新冠疫情疫苗,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研发的速度,一是疫苗的公平可及。我们已经以最快的速度开发出了安全有效的疫苗。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让这些疫苗送达世界每一个角落,让每个人都能够用到疫苗。道理很简单,没有疫苗的高度可及、普及,全球开放和有效控制疫情就无法实现。